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两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司法解释，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审判法律适用规则体系。

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

《解释》明确，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仅指私益侵权，具体包括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和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

“与一般侵权不同，生态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证明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所适用的法律规则亦有不同，因此，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十分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绍。

对此，《解释》第1条作出正向规定，明确环境污染包括废水、废气等物质型污染，以及噪声、振动等能量型污染；生态破坏包括非法采矿、乱砍滥伐等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违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等造成的生态破坏。《解释》第2条作出反向排除规定，明确未经生态环境介质直接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封闭空间内发生损害、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受到损害、日常生活中造成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等情形，不属于生态环境侵权的案件范围，可依照其他法律规定确定相关民事责任。

“由于生态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诉讼时效的计算对保护被侵权人至关重要。”杨临萍介绍，针对生态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制度，《解释》明确了持续性侵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和诉讼时效中断的特殊事由。

依据《解释》第27条规定，被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侵权人、其他责任人之日，侵权行为仍持续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行为结束之日起计算。

杨临萍指出，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其一，从立法沿革看，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较一般民事案件更有利于被侵权人，以行为结束之日作为起算点，符合对被侵权人的特殊保护；其二，持续性的生态环境侵权可视为一个整体，从行为结束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符合侵权责任基本法理；其三，生态环境侵权致害因果关系链条复杂，损害结果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判断被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侵权人、其他责任人之日较为困难，而行为结束之日更易合法合理判断。

为依法支持政府主管部门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纠纷及时有效化解，维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解释》第28条规定，被侵权人以向负有环境资源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请求处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损害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明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在民事证据规则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刘竹梅介绍，《规定》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规范说，严格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刘竹梅介绍，根据《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包括三部分：一是根据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的原告应当就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原告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危险承担举证责任；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应当就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且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重大风险承担举证责任。其中，“违反国家规定”是否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及是否由原告举证证明，是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区别。二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费用，或者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的损失、费用，承担举证责任。三是为防止滥诉，提高因果关系认定的准确性，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的，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关于被告的举证责任，刘竹梅介绍，根据民法典第1230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两种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一是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基于此，《规定》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被告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因果关系是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最关键要件，《规定》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旨在平衡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有利于被侵权人及时有效地获得司法救济。”刘竹梅说。

明确不予委托鉴定的情形

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较多，司法鉴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鉴定机构有限、过度依赖鉴定、虚假鉴定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李明义介绍，为解决委托鉴定比例高、对鉴定过度依赖的问题，《规定》第17条明确，对于法律适用、当事人责任划分等非专门性问题，或者虽然属于专门性问题，但可以通过法庭调查、勘验等其他方式查明的，不予委托鉴定。第21条规定，因没有鉴定标准、成熟的鉴定方法、相应资格的鉴定人等原因无法进行鉴定，或者鉴定周期过长、费用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有关事实、当事人委托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和其他证据，对涉及专门性问题的事实作出认定。

同时，《规定》以“有限许可、严格限制”为原则，对鉴定人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完成部分鉴定事项的问题作出规定，以解决环境损害等司法鉴定鉴定范围广、鉴定事项复杂，一个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无法完成全部鉴定事项的问题。

具体而言，为防止“皮包机构”“鉴定中介”等问题的发生，《规定》第18条作出了严格限制：仅能针对部分非主要鉴定事项；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对最终鉴定意见负责。第19条规定了未经法院准许的法律后果：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鉴定人退还鉴定费用。

针对接受邀请的机构、人员提供虚假鉴定意见的情况，《规定》第20条明确，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规定》还填补了一项制度空白，明确了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审查认定规则。

“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当事人提供此类意见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比较普遍，但其并非民事诉讼法上的鉴定意见，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相应的审查判断规则，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做法。”李明义指出，考虑到此类意见与专家辅助人意见性质相同，以及证据效力体系的内在平衡，《规定》第23条明确，当事人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人员出具的意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方当事人对该意见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提供意见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出具意见的机构或者人员出庭陈述意见；未出庭的，该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